天博【金史聊斋】牡丹卡谁设计广告语谁发明摇奖队谁领衔……细节解密四十载风云

　　天博40年春风化雨，40年风云激荡，在几代工行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工商银行的各项业务不断壮大，金融市场地位不断领先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业绩。从无到有，工商银行的每一步前行都凝聚着工行人的智慧与汗水

　　今日坐客【金史聊斋】的，是四位来自工商银行的老同志，他们的经历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，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故事、每一段人生，都让人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工行人崇高的理想与信念，承载着工行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怀。

　　退休前我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宣传处从事美术设计，最令我引以为荣的天博，是设计了工商银行的第一张牡丹卡。

　　和很多同学一样，我从上海美专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，一心想在美术创作上搞出点名堂，所以毅然去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，搞广告设计和装潢美术。没想到，1962年文化局要成立昆曲研究所，点名要商调人民银行的一位文艺人才加盟，人民银行不同意放人，只同意换人，换谁呢？原来他们看中了属于文化局系统的我，点名要“一换一”。就这样，双方组织决定的一次跨系统、跨行业的换人“成交了”。

　　我当初进银行时很不适应，一是路途遥远，原来的单位在市中心，上下班很近，现在却要被“关”在闵行。那时的闵行，对上海人来说是个非常遥远的地理概念。二是原来的单位经常有看戏、看电影的机会，现在八小时坐班，变成“死蟹一只”，想想就觉得“胸闷”。好在八小时之外，我坚持在支行宿舍里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，聊以解闷。当时上海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经常有我的作品发表。

　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被调入当时的人行上海分行搞美工。美专毕业的我，在行内美术设计方面渐渐地有了些名气，后来就连总行也知道上海分行在美术设计方面实力强、有能人，许多创作任务都会直接点名要我来办。

　　最令我引以为荣的，是那次关于牡丹卡卡面及牡丹卡标识的设计征稿活动。当时总行发函到全国各分行，要求会计和储蓄部门利用行里的力量征集信用卡卡面稿样，一段时间下来，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湖南、山东、辽宁、福建等省市汇集过去的稿样得到专家好评，总行决定各分行各派一名设计人员到北京进行“会试”，由北京延庆县支行负责具体接待。

　　1989年5月，我和各地设计人员大概花了两周时间，拿出了初稿，送总行领导评选，初选出十佳作品，我的稿件顺利入选。后来，在“十进三”评选中，又再次入选，三幅作品分别来自我和浙江分行的设计人员。当时有一个插曲——由于设计人员来自全国各地，接触时间又短，互相间还记不住名字，又因为这次的主题是设计牡丹卡，所以大家约定俗成地以“地名+牡丹”的方式互相称呼。于是，整个设计组里，各地牡丹竞相争艳，我的设计作品当然被称为“上海牡丹”。而就是这朵“牡丹”，成为了开到最后的那一朵。

　　不久，总行又下达任务，各地网点要有统一的牡丹卡标识，这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“M”标识。这个标识的设计是在广州牡丹卡工作会议期间，由我和浙江设计人员分头进行的。最终会议确认，由我设计的牡丹卡标识再次“中标”。

　　说起来，我虽然身在银行，但从事的还是艺术创作方面的工作。搞艺术的人通常个性比较活跃，做事不拘小节，而银行是金融企业，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地方，如何将自己性格上的不羁与银行的特殊环境相融合，这道题我做了几十年。因为一直有一份文艺情结在，即使身在银行，也会常常有一种游离感——觉得自己的专业在银行里只能当做“边角料”用，与银行的主业不沾边。就拿评美术师职称来说，总行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因为不是一个系统的。

　　但我时常告诫自己，不能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并且也一直在思考——怎样把艺术设计和金融业务结合起来创造新的财富？银行存单、存折，是否可以设计成带有广告附加值的产品呢？比如做成“礼仪存单”，可以直接设计富有个性的特种存单，也可以另外设计特种存单的专属封套，既能加强客户对存单的私密性要求，又可增加银行产品的附加值。我这些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随之我行推出了曾风靡一阵的“礼仪存单”。

　　正是在这些点滴创作中，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。能将自己的一技之长与银行的业务产品有机地结合起来，这是我最为之骄傲的！

　　储蓄书画展并不是单一的储蓄业务宣传，也非一般的艺术展览，而是要将书画的意境、诗情画意与发展储蓄的意义、作用融合起来，让每一个参观者在欣赏名家书画的同时，还要感受到发展储蓄的重要性。

　　工商银行于1985年举办了一次全国储蓄书画展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，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人民银行总行很重视储蓄业务的发展，对储蓄业务宣传采取了两大举措：一是召开全国储蓄宣传工作会议，对文革期间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澄清，对其中的“三讲”和“三不讲”的片面宣传进行了纠正；二是筹备举办全国储蓄书画展，并以上海作为首批巡展城市，以此开拓行业人文精神。在时任分行领导的直接关心下，我所在的储蓄处宣传组具体负责举办书画展工作。

　　接到任务后，经由介绍，我同上海书画院取得了联系。那是在盛夏荷花绽放的时节，我第一次见到上海书画院的唐云院长。我应邀进入他的书房兼卧室，看到房间里床头、案上摆满了紫砂陶壶。后来才知道，除了绘画，这位微露福相的谦和长者平生最爱的就是把玩这些壶具。我与唐院长说明了来意，表达了请求支持和赐画的意愿，他在片刻考虑后就爽快应承了下来。我还记得他说：“人民银行是人民自己的银行，为人民银行画画就是自己的事！”

　　我熟悉银行业务，但是对艺术造诣较浅，是唐云院长的话启发了我。我领悟到，储蓄书画展并不是单一的储蓄业务宣传，也非一般的艺术展览，而是要将书画的意境、诗情画意与发展储蓄的意义和作用融合起来，让每一个参观者在欣赏名家书画的同时，还要感受到发展储蓄的重要性。回到行里，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头脑风暴，最后决定，为了表现意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下手。于是，我们在诗词歌赋和民间谚语里寻找灵感，并结合储蓄工作和我行精神，为画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。

　　唐云在画坛素有“唐荷花”的美誉，画荷是他的代表之一天博。我从苏轼的一首《永遇乐——彭城夜宿燕子楼》词中获得灵感，词云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曲港跳鱼，圆荷泻露……”。集其“圆荷泻露”的意境，我邀请唐云院长创作了《圆荷泻露图》，并题词“滴水成河，积少成多”，以隐喻储蓄业务里的“零存整取”项目。

　　不久，又有了第二次合作，这便是难得的名家合画——唐云与谢稚柳合作了《母鸡生蛋，生生不息》图。当时，唐云表示“发展储蓄是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，是大家的事，大家的事大家办。”该图题句为“母鸡生蛋孵小鸡，小鸡长大再孵鸡，参加储蓄好处多，生生不息同此理。”其内涵不言而喻。

　　在唐院长的支持下，接下来我顺利地邀请了众多上海书画院、美术界、书法界的大师们一同挥毫，如刘海粟、沈柔坚、胡问遂等数十位名家，甚至朱屺瞻、黄宾虹等老画家因年事已高或健康原因已暂时搁笔，也嘱咐家人以自己珍藏的旧作来送展。

　　三访唐云时，宣传组已筹得近四、五十幅书画和篆刻佳作，但我仍觉得美中不足，感觉还缺少“镇展之作”。与唐云商议之后，在他授意下，争取到了市政协文化委员会的支持，邀请了包括唐云在内，刘海粟、谢稚柳、陈佩秋、沈迈士、应野平、吴青霞、胡问遂、任政、张乐平、张雪文等十余位画家，以银行发展储蓄、积零为整、聚集巨额资金，发挥支援生产发展的“蓄水池”作用为创意，以“涓涓溪流、汇为巨川”为画题，合作了一幅气势磅的《巨川画》。此画在布展时，被放在了最中心的位置。

　　临近展会，因有事不能出席的张乐平先生又送来了画作《三毛学储蓄》。说起这幅作品也是有故事的，当时张老主动提出要画三毛与储蓄罐，画作完成后，尚未命名，我们建议用《三毛爱储蓄》为题，但张老经考虑指出，三毛是个孩子，还没有能力接触到储蓄，谈不上“爱”，若是“学”的话，显然更佳。这一点出，令我们顿觉醍醐灌顶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觉老画家的眼界如此宽广深幽，又细致入微。

　　能经历这样一件大事，能接触到这么多大师级人物，是我的荣幸。除了书画知识积累，更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些画家们身上的人格魅力。自始自终，他们并没有要求一分一厘的报酬，要的只是对他们创作的尊重、理解与欣赏。

　　“工商银行——您身边的银行，可信赖的银行”，这句话可谓家喻户晓。曾几何时，这句广告语就是我行的一张名片，代表了工行的对外形象和对社会的承诺。言简意赅地告诉大众，这是一个怎样的银行，一下子拉近了银行与客户的距离。那么，这句线年，那是工行在社会各大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，树立口碑形象的重要时期。当时，虽然已经有了一句“满意服务在工行”的宣传口号，但时任上海分行储蓄处的领导还是觉得不够满意，提出要为我行重新设计一条广告语，要让老百姓们一听到这句话，就会想到工行，而不是其他的银行。那时我行并没有专门抓服务或抓对外宣传工作的部门，柜面服务宣传其实就是储蓄条线上的工作，也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储蓄宣传科的任务之一。

　　根据领导要求，我思考了良久，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想法。工行的营业网点多，遍布大街小巷，深入工矿企业，而面对的客户，特别是储蓄客户，也是以平民百姓为主。同时，我行的业务品种齐全，经营业务涉及面广，不仅规模大，是整个行业龙头老大，而且服务也好，客户认可度比较高。如果把“大”“多”“广”和“亲民”的特点综合起来，比喻为“身边的银行”，可谓是最恰当不过了。这不仅能代表我行形象，也体现了我行固有的特点，是其他任何银行都学不来的。于是，我就把“工商银行，您身边的银行”作为广告语提交了上去，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。

　　随着这句广告语的传播，分行也听到了来自基层行的各种补充意见，特别是时任徐汇支行行长的孙持平同志（后曾任上海分行行长），在这句广告语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句“可信赖的银行”，突出了以诚信办银行的重要特征，顿觉非常精辟、贴切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句完整的广告语“工商银行一一您身边的银行，可信赖的银行”其实就是这么来的。

　　为了广泛宣传工行的品牌和形象，我利用与上海各大媒体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，通过各个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进行了广泛的媒体宣传。那段时期，凡是在上海各大媒体上涉及到工行的内容，播放与工行相关的专题片，刊登的业务产品宣传广告，都一定会出现“工商银行——您身边的银行，可信赖的银行”这句广告语。在我行各营业网点的橱窗里，在各种业务宣传手册上，甚至客户座椅、客户意见本、茶具茶杯也都印上这句话。

　　后来，这句能全面体现出工行特色的广告语，迅速地被总行录用，并被要求在全行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。也许是容易上口，好记，渐渐地它成为全国人民都能耳熟能详的句子。可以说，它是工行精神、工行文化的高度概括，是一代又一代工行人努力打造金融企业品牌的象征。

　　当时有奖储蓄都需要摇奖，随着摇奖次数日趋频繁，需要有一支相对固定的摇奖队伍，根据领导安排，我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，各商业银行的有奖储蓄是当时老百姓的一种主要储蓄、投资方式。所谓有奖储蓄，是指将存款利息以奖金形式支付的一种储蓄形式，分为有奖无息储蓄和有奖有息储蓄两种。前者是把存款的全部利息作为奖金，后者则以一部分利息作为奖金，其余部分仍以利息形式支付。有奖储蓄在我进入银行之前就已经有了，1986年我被调到分行储蓄处，不久便开始接触这项业务。

　　有奖储蓄的目的还是为了吸收存款，通过开设奖项来提高人们参与银行储蓄的积极性。我记得当时的宣传口号是:“积累闲散资金,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”。自1977年起，人民银行就批下了很多储蓄品种，比如集体有奖储蓄、耐用消费品储蓄、房屋有奖储蓄，以及两年循环有奖储蓄等。当时有奖储蓄都需要摇奖，随着摇奖次数日趋频繁，需要有一支相对固定的摇奖队伍天博。分行决定，在行内选拔组建支兼职“摇奖队”，根据领导安排，我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
　　为组建队伍，我在分行本部和几个市区支行挑选了几位年轻、形象好，而且能够随时脱得开身的二线女员工作为固定摇奖队员。一旦有开奖任务，就召集她们参加。分行团委非常支持这项工作，可能是团委工作相对比较机动，所以团委的几位女同志能够经常参加我们摇奖活动，是队伍的基本力量。此外，我还在分行营业部和闸北支行找了两个小姑娘作为替补，这样分行摇奖队基本成形。

　　八十年代初我行的有奖储蓄是以各个支行为主体，自己搞品种，每个支行都不完全一样。支行搞的品种，一般都由支行自己负责摇奖，所以当时几乎每个支行都能拉出一支摇奖队伍来。相对而言，我们这支分行摇奖队成立时间更长些，人员素质更高些，操作流程更规范些。因此，在当时我们这支“工行摇奖队”很快就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。

　　摇奖工作看似比较简单，整个摇奖过程一般在15分钟左右即可完成，但在前期奖面设置、摇奖步骤和摇奖过程中的组织安排等，还是很有讲究的，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去设计，需要的是细心、周全，确保不能出错。有时，这项工作也会碰到一些实际困难，难度并不在于摇奖本身，而是怎样将这支队伍召集起来。比如在工会工作的庄琪，她是我们队里的摇奖主持人，我让她出来，一会儿是这个领导不放，一会儿是那个领导有安排，几个领导那里都要去打招呼。当时在很多人看来，摇奖工作只是储蓄部门的份内事情，是在配合储蓄业务上的事后工作。尽管对上海市民很多人都知道有一支“工行摇奖队”，但在我行内部，其实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支队伍。

　　1992年以后，有奖储蓄逐渐在银行产品中淡出，股票认购证开始大规模发行。股票认购证的第一次发行就是工行承办的，认购证一年四次摇奖，也都是由工行负责的。而这个摇奖工作显然比有奖储蓄要复杂得多，要求更高，影响面更广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，就是应邀带队去青岛摇奖。青岛啤酒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无限量发行认购证的，因此青岛方面非常重视，用当时总理的话说“务必万无一失，不允许有一分差错”。我们去了一个月，几乎一直在做事前培训，要求每天排练，不能出差错。就连青岛市政府召集的相关会议也要参与进去，各大媒体记者、高校校长、数学博士等齐聚一堂，讨论整个摇奖过程，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奖面设计的合理性、公平性，反复讲解摇奖的办法，解决各种细节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就像有奖储蓄并不是上海的独创，股票认购证也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的，因此每个省市分行也都有自己的摇奖队伍。我们到南京为国泰君安摇奖，南京工行也有人来，他们说“我们自己也有摇奖队啊”，可是当地的国泰君安还是愿意从上海把我们请过去，甚至连摇奖的整套设备也一起搬了过去。我们到兰州摇奖，坐的是俄罗斯生产的飞机，当时飞机很空，我们居然将摇奖设备直接搬上了飞机座舱，有点坐专机的感觉。据说这套摇奖设备是在芜湖飞机制造厂定制的，其中的有机玻璃是制作飞机防护罩的专用材料。看来，我们的设备和我们这支队伍一样，在当时还确实挺有名气的。